先自我检讨一下，做杂志酒店编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沉浸在国际品牌奢华酒店的华丽世界里，对于中国本土品牌的酒店，尤其是老字号的，内心时不时会笑其土气。

 

　　第一次“醒悟”是在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东京站记者Dominic来中国采访，我作为随行翻译跟着他去了泉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早已失去当时的繁华，街道上无论是私家车、公交车，还是电瓶车，都摆出横冲直撞的失控架势，吓得曾在北京生活多年的Dominic都不知道怎么过马路。

 

　　当天，我们入住的是开元寺附近的老城区，一家很不起眼、闹中取静的老宾馆(可惜忘记了名字)。三四层的老式楼房，巨大的院子里满眼皆绿，房间里的设施全然没有五星级大酒店的大理石装饰，床头柜、床、书桌等家具明显已经过时，但是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服务人员大多一副清闲、木讷，还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完全没有国际品牌奢华酒店工作人员的那种职业热情，不过倒也显得很真实。第二天的早餐，是稀饭、咸菜之类的家常味道，客人看上去多是公务员或商务人士，无一例外地保持礼貌的音量。当我坐在窗口，边看着外面那棵据说有一百多年的老树，边把温度正好的白粥慢慢喝下的时候，也真正发自肺腑地喜欢上这老宾馆的气氛。

 

　　第二年，我在海南博鳌的金海岸温泉大酒店找到同样的感觉。因为一个亚洲论坛，博鳌从一个小渔村变成热门度假地。这家酒店是专门为了首届亚洲论坛而建造，论坛成立会址即在其主楼东隔壁，各国重要人物都曾在此入住，算是博鳌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我去的那年，因为有索菲特等其他品牌酒店进驻，这家老牌星级酒店多少有些落寞。建筑外观看起来也确实不够吸引人，可是房间里南洋风情的床、墙壁上热带水果、花鸟的画作、泛黄的沙发，一下子仿佛住进了高级干部疗养所。后来在酒店后面竟然发现了一个中医针灸所，还和里面一位80多岁的老专家聊了一会儿，听说，每年来参加论坛的不少政要都会来这里看中医，调养身体。不过，我当时住的是主楼，后面新建的客房应该不是这个怀旧的调调。

 

　　当然，要说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老酒店，当数天津的利顺德大饭店、北京的北京饭店和上海的和平饭店。这些老酒店的迷人之处，就是它们的“旧”吧。旧建筑、旧房间里来往过多少社会名流，发生过多少著名或不为人知的故事。建于1893年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当时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亲笔手谕，据说中国最早的电灯、电话、电风扇和电梯都出现在这里。说到入住的客人，那也都是社会名流：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时都要包下利顺德的332套房，后来332被称为“兰芳套房”;末代皇帝溥仪常到利顺德吃“御膳”、跳洋舞、吃西餐;北京饭店的前身是一家只有3个门脸儿的小酒馆，直到1917年才建成现在的法式洋楼;始建于1903年的和平饭店，大堂二楼的博物馆至今仍展示不少有分量的老物件：80岁的雕花银羹匙、70岁的老唱片、50岁的骨瓷杯……孙中山、鲁迅、卓别林、泰戈尔等中外名人都曾下榻此地。

 

　　此外，上海的老锦江饭店、兴国宾馆、瑞金宾馆等，即便对于上海本地人，都是一个个略带神秘的地方，起码在过去，能出入这些地方的人都是老有派头的。连时任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在《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书中都对其中的兴国宾馆有这样的感叹，“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

 

　　但和中国其他行业的一些老字号一样，过去几年里这些老字号酒店也纷纷挂起“洋头”：和平饭店变身“费尔蒙和平饭店”、利顺德成了喜达屋旗下的豪华精选酒店、北京饭店也交给了新加坡莱佛士酒店集团打理。这三个酒店管理品牌的专业度自然毋庸置疑，如果是本土新兴品牌酒店请这些国际知名品牌来管理，以便在短期内提高团队整体水平、扩大酒店知名度，那也可以理解。但是上述三家都是拥有百年历史的珍宝级酒店，有故事、有文化、有知名度。依我看，这样的合作方式倒是帮这些外国品牌打响了名气，轻轻松松扎根中国酒店市场，中方却还要每年付给他们不菲的管理费，这笔账，真是划不来。

 

　　真正懂中国老酒店的，还是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许因为你小时候常去吃某家酒店的西餐，长大后自然对它有不一样的感情，或许就想把自己的婚礼定在那里举办。这种从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抓牢客人的效应，是花巨额广告费也很难达到的吧。所以当初在和平饭店工作几十年的那一批老员工，譬如门童、乐手等，都被外方管理者留了下来，因为名字再怎么变，一家充满魅力的老酒店的灵魂就是这些与酒店共同经历峥嵘岁月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