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了。港、澳、台同胞和肤色各异的外国旅游者纷纷来华探亲、旅游。1978年8月，中国旅游管理总局(后改为国家旅游局)应运而生。庄炎林出任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你的工作，就是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上任之际，当时主管侨务、旅游、外事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把他叫到办公室，面授机宜。

 

　　庄家和廖家可以说是世交，庄炎林对廖承志素来敬仰，称他为廖公。听说让自己搞招商引资、筹建旅游饭店，庄炎林不禁吃了一惊：“这是为何?这可是建国后少有的事!”

 

　　廖承志向庄炎林讲起了个中缘由：对外开放后，来华旅游观光的人员与日俱增，仅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就达180多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但是，这一喜人的数字后面却隐藏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旅游者找不到满意的住宿地方。泱泱大国的首都北京仅有7家涉外饭店、5200张床位，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的星级酒店相距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北京的接待单位措手不及，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宿舍，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北京无处下榻了，便把客人用飞机空运到南京、上海等地。有好几次，廖承志在深夜接到告急电话后，还亲自与民航联系，调度飞机拉送客人。有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去别处……

 

　　住宿难，势必会减少来华旅游者人数;来华人数少，则创汇效益低，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这显然与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强调的“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业，为改革开放积累外汇”、“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油’(即石油和旅游)工作”的精神相违背。旅游住宿问题成了对外开放的瓶颈，建设旅游饭店势在必行。

 

　　为了解决旅游住房紧张这个难题，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这个特殊的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主任由当时的旅游管理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负责具体工作的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到旅游管理总局上任的庄炎林。

 

　　廖承志对庄炎林说：“要改革开放，非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不可!这次找你来，是看中你有身体本钱，有组织工程经验，也熟悉和了解外面的情况，经得起折腾。”

 

　　“经得起折腾?”庄炎林一时没弄懂这话的意味。

 

　　廖承志一字一顿地说：“我说你要经得起折腾，就是让你要做好碰钉子、挨棍子的准备。利用侨资、外资建旅游饭店是新事物，肯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阻力。你不仅要想象自己如何处在风口浪尖上，更重要的是，不能被风浪刮倒，要站立潮头，敢于吃第一只螃蟹!”

 

　　廖承志深知，当时利用外资建饭店，不仅是工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蕴含着解放思想、突破固有经济体制的意义。因此，他把这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信得过的庄炎林。

 

　　1978年12月12日至15日，谷牧和廖承志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研究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会议。会议纪要上报后，受到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在同国务院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方针政策定了要落实，首先是选好人。家有梧桐树，招来金凤凰。

 

　　庄炎林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廖承志的叮嘱，为争取“首战必胜”而开始了艰难的前期工作。

 

　　***华侨、华人来了，蓝眼睛、高鼻子的外商也来了，前后找上门来洽谈的竟有几百家!如何在众多有意投资的华侨、华人和外商中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呢?庄炎林和他的手下人马常常夤夜交谈，广泛接触，反复比较，趋利而择……

 

　　风未起，池水却已涌起波澜。邓小平虽然作了高屋建瓴的指示，但各方面的认识不尽一致，赞同、反对、怀疑、观望者各有人在，众说纷纭。

 

　　赞同者认为，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解决当时棘手的旅游住宿难问题，而且有利于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但更多的是反对者：“办旅游饭店，能赚钱吗?有效益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大城市多少家饭店都是亏本的，旅游也是亏本生意，别瞎折腾了。”

 

　　一年来，庄炎林和侨办、外资办的人员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广泛接触，就饭店的合作方式、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论证，其间难免要接待吃饭。于是一些风凉话就在圈子内外传开了：“庄炎林一批一批地与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他究竟想干什么啊?”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人家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嘛!”

 

　　“我们不是有自己的北京饭店，怎么说我们不会管饭店呢?!”“连沙石材料也要从外国进口，这不是崇洋媚外吗!”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有人还把状告到了廖承志那里：“廖公，不要再让庄炎林谈判了，不就是为了盖房子吗?把他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尽管廖承志对这些飞短流长一概置之不理，但一种更可怕的论调却在滋长：建合资饭店?与外国资本家联合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那还了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中国人自己就不能建饭店，非要交给外国资本家?简直就是卖国主义!

 

　　各种风凉话和非议，也传到了庄希泉耳里，但他毫不含糊地给儿子以鼓励和支持。

 

　　处于舆论漩涡的庄炎林虽然并不太在意，但不得不为此分心。廖承志发现苗头不对，把他叫到办公室，关切地问：“炎林，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廖公，压力不小啊。”庄炎林把上任后的工作情况向廖承志作了详细汇报。

 

　　廖承志听后，说：“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第一家合资饭店，就是引进外资能否成功的第一场攻坚战。如果失败，引进外资搞建设的这一重大决策就可能被否定，我们的旅游业甚至整个改革开放步伐势必受到严重影响。我们一定不能让全国人民和***炎黄子孙失望!”

 

　　庄炎林认真地听着，他从廖承志的话里又一次感受了责任之重。

 

　　廖承志沉吟片刻，又说：“炎林啊，我这个后台，可不是只给你出难题的噢!我给你介绍一个合作伙伴……”

 

　　廖承志介绍的人选叫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拥有饭店管理者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也经营、管理过饭店，如今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帕罗沃特、拉古娜、帕萨迪娜4家假日饭店和巴夫罗(水牛城)一家希尔顿饭店，还有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爱国、报国思想，愿意为国家尽点心力。

 

　　廖承志坦坦荡荡地告诉庄炎林：“陈宣远是我的远房表亲，他的为人我了解，他与我谈过在国内建饭店的事。举贤不避亲，当然，我只介绍，绝不插手，你们自己去谈。”

 

　　在廖承志的牵线下，庄炎林迅即与美籍华人陈宣远联系上。庄炎林严谨务实的作风给陈宣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陈宣远一心想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的赤子之情，也让庄炎林至为感动。两人相见恨晚，谈判进展得很顺利。

 

　　陈宣远是真心诚意想为国家作点贡献的。当了解到在以往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成功时，他毅然作出了重大让步：“我看这样，我们拟订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由于当时《合资法》还没有出台，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双方最后议定：双方合资2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其中中方占5l%的股权，外方占49%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将所拥有的49%的股权赠给中方，也就是说中方10年后完全拥有饭店。

 

　　陈宣远之所以敢作这样的承诺，愿意签这样的合同，是因为他有把握认定，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这第一家合资饭店肯定可以在10年内不仅还清贷款本息，还能有相当多的盈利。而庄炎林之所以同意这一意见，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合资法》，也只有这样，方案才能获得批准、通过。

 

　　可是，对这个合同草案，陈宣远带来的美国律师提出了异议：“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有价转让，至于多少钱则没有规定，可以由业主双方商定。”陈宣远很干脆，说：“此合资饭店经营10年后，我方所占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转让给中方所有。”这就是说，中方只花1美元就能买下一个饭店!

 

　　显然，这个条件对中方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汇丰银行愿意提供低息贷款。

 

　　1979年6月7日，庄炎林签发了旅游管理总局送呈国务院的一份关于合资建设建国饭店的报告，报告说明：由陈宣远负责筹集全部资金，分别作为双方贷款投资(中方占5l%，外方占49%)，共同合作建造及经营。中方负责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均计价收外汇)，对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饭店建成后双方合营10年，总收入扣除支出和按期返本付息后，剩下的净得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合营期满，中方象征性地以美金1元购得对方所有的股份，饭店全部归中方所有。

 

　　没想到报告送上去后，却遭到多方反对。国家计委某负责人说：“我考察了许多合资饭店，都是亏本赔钱的。有这样从外面借钱干赔本的事吗?!”

 

　　国务院高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组长谷牧提议召开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讨论是否建设建国饭店问题。与会的除国务院领导外，还有有关部委以及北京市建委的领导。庄炎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争论就十分激烈。有人似乎有备而来，拿出了一个可行性分析材料。在具体说明建国饭店这个工程每年的收支数字后，得出结论是：建国饭店经营22年后，要还清从汇丰银行借贷的2000万美金的本息，还差2万美金!他责问庄炎林：“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反对上马。钱要用在刀刃上，如果你庄炎林硬是想建饭店，那好，22年后你来还这2万美金!”

 

　　听罢这话，庄炎林不禁暗自佩服廖承志的远见。几天前他把“10年后仅以1美元买一家饭店”当做特大好事报告廖承志，并认为该不会再有人反对这个方案时，廖承志却摇了摇头，深思熟虑地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办旅游饭店不赚钱的观念还很有市场，你一定要与陈宣远一起，把可行性分析搞得详细并留有充分的余地，否则人家如果认定办饭店赚不到钱，你也无法说服人家嘛。”庄炎林听后，马上与陈宣远再次仔细审核可行性方案，力争万无一失。若没有事先防备这一手，今天赴会他就措手不及了。

 

　　庄炎林看着大家，说：“我现在连l块美金都没有，怎么还得起这2万美金呢?!”接着，他站起来，镇定自若、不卑不亢地继续讲下去：“不过，我这里也有一个可行性分析……”

 

　　庄炎林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充分剖析建国饭店建设的利与弊，让人感到办建国饭店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能为国家赢利的科学性、必然性。他最后推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建国饭店能够全部还清本息，还赚回一个饭店，只需花费1美元。”

 

　　庄炎林言之凿凿，分析得合情合理。

 

　　会议可就热闹了。因为没有先例，无任何条文可遵循，你争我论，双方结论的差距又如此之大，以致会上一时无法定夺，只好将双方观点和截然相反的分析结果上报中央最高决策层。

 

　　为了建国饭店的事，庄炎林几乎天天往廖承志家中跑。

 

　　廖承志安慰庄炎林：“这是史无前例的举措，中央领导层并不熟悉，持严谨态度毫不奇怪，我们必须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再难也要努力。”

 

　　庄炎林拟就的旅游管理总局的报告，在17位中央高层领导人手中流转，或画圈或批示。邓小平态度鲜明：要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陈云、李先念等一批元老级人物相继过目，经过详细分析，他们也站在了庄炎林的一方，力主上马开工。最后，时任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一锤定音：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搞好了，以后推广，搞不好，就此一个。

 

　　好事多磨，第一批作为引进外资的大、中、小3个试点项目终于批下来了：长城饭店投资8000万美元、建国饭店投资2000万美元、中国航空食品公司投资100万美元。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合资企业，其中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两个项目由庄炎林负责主持论证、谈判直至签约、建设。建国饭店的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写着“002号”。

 

　　庄炎林拿到“尚方宝剑”后，立即开始选地址、定楼层。经过考察，地址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拟建20多层，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

 

　　地址一确定，新的问题又来了：所选地址后面是某部委的宿舍区，这里的居民不同意，说盖大楼挡了他们的阳光。

 

　　说服工作做不通，又只好让步。最后商定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4层半楼房高，保证该宿舍区居民全年阳光充足，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9层高的楼房。

 

　　建国饭店的总体设计仿照陈宣远在美国的帕罗沃特假日饭店的设计，外观高低错落。天窗采光的中央大厅，白天温暖，夜晚明亮;两侧的花园内设景观，典雅秀丽，创造出与熙熙攘攘的长安街截然不同的内环境。但1万平方米的面积只盖了500间房间，利用率太低了!他们感到很无奈。

 

　　1980年6月，建国饭店破土动工。工地的篱笆竖起来了，搅拌机搬进来了，但怪事连连发生：一些人叫嚷，在这里盖房子既“扰民”又影响风水。于是，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有“地下工作者”秘密破坏，笨重的搅拌机也被掀翻，工程无法进行下去。

 

　　庄炎林心里很清楚这是谁干的，几次交涉，都毫无效果，因为对方来头很大。

 

　　怎么办?不能就此作罢!庄炎林想起廖承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嘱托，决定向他求援。

 

　　廖承志听罢，眉心拧紧，神情严峻，猛一拍桌子，说：“炎林，你立即起草一份报告，我报送中央，看谁还这样胡来!”廖承志对某些目光短浅、只顾个人利益的人，向来极其厌恶，何况这是在破坏国家的建设。

 

　　庄炎林立即拟好报告，由廖承志将报告送交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对旅游事业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他看完报告，不说话，只在上面批示了一句话，11个字：“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邓小平批示的消息传开后，工地上的“地下工作者”不见了。

 

　　建国饭店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在1982年4月顺利竣工。

 

　　建成后的建国饭店如何管理呢?在饭店的管理权问题上又发生了一次冲突。

 

　　管理权的谈判在当时的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和陈宣远之间进行。从中方看来，你在我这里建饭店，当然是我来管理啦。但陈宣远不同意，他说：“你们不行，你们管不好。”

 

　　“为什么我们管不好?”

 

　　“你们没有管理饭店的经验，管理理念不行……”

 

　　双方你来我去，争论不休。陈宣远急了，迸出一句：“侯先生，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你们中国没有饭店!”

 

　　他这一句话很伤侯锡九的自尊心：“我们中国怎么没有饭店?北京就有那么多饭店，北京饭店、前门饭店、新侨饭店、民族饭店……那不是饭店是什么?”

 

　　陈宣远也不客气了，说：“你们那个充其量是招待所，不是饭店!你去看看国外的饭店，就明白了。”

 

　　“中国没有饭店”这句话听起来虽然刺耳，但庄炎林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观念确实落后了。不是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吗，有一次，国家计委某领导点名让一位很有名气的建筑师设计国际饭店。庄炎林拿到图纸一看，哭笑不得，所有的卧房都没有卫生间。没有卫生间怎么行呢?他说有啊，都有卫生间啊。再一看，是有一排卫生间在走廊对面。原来他把卧室和卫生间分开了，人住在这边的房间，过了走廊到那边“对号入座”。庄炎林就问他：人家去洗澡，穿了西装经过走廊去那里，洗了澡以后再穿着整齐地出来，这算什么啊?设计者瞠目结舌。他没见过国外的饭店房间是什么样的哩!

 

　　庄炎林觉得陈宣远说得对，应该让大家到外面去看看。于是，他率领一个有中国旅游管理总局，北京、上海旅游局，国家计委、建委和北京建委有关负责人参加的考察团，到美国、法国和日本考察。这一下算开了眼界：“原来饭店房间里面还有澡堂啊!”

 

　　饭店建起来了，国务院开会讨论住房价格问题。国外的通常做法是投资数和房价相关联，一般标准间房价为饭店每间客房平均投资的千分之一。但国内是按床位计价，国家物价局提出了限制客房最高价的方案。

 

　　庄炎林说：“引进外资建饭店，我们要还本付息，如价格低了，还不了本息，那你帮他还本付息吗?我的意见是不要限制，让它按商业运作，住房价格又不关系到国计民生。”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同意放开客房价格。

 

　　物价局的人又说：“即使不限制它的最高价，也要限制最低价，万一它一味降低，就有可能冲垮我们其他的旅馆。”

 

　　庄炎林对此也不同意，说：“客房是特殊的商品，今天租不出，就等于零，明天得重新开始。旺季高一点，淡季低一点，也是常情。何况淡季时价格降低，总还有点收入嘛。你又不帮它招揽客源，何必要限制它的最低价?”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遂不再设限，允许饭店根据淡旺两季合理地上下浮动房价。

 

　　建国饭店当时是北京也是国内首家高档合资饭店，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点名将答谢宴会设在建国饭店里举行。

 

　　当天晚6时，受法国总统邀请的中国领导人、各国驻华使节及各界人士相继而来，建国饭店盛况空前。就在这时，服务员忽然报告，通往宴会厅的一处通道上面的天花板突然漏水了。

 

　　这可怎么办?中方人员一时着急，有说在那里放个脸盆接水，有说弄块牌子，写上“请绕行”。

 

　　到底是外方经理有经验，他凝思片刻，即吩咐一位身着白衬衣黑外套、长相标致的领班站在漏水处，寸步不离，表面上是为客人们导路，实际上是以身接水。大家不禁为这一妙计鼓掌叫好。法国总统的答谢宴会圆满成功，没有露出丝毫破绽。宴会一结束，饭店这边马上查缺补漏。廖公听说后也赞不绝口：“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员的设想，在过道漏水处放只脸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绝于耳的滴水声势必影响客人的情绪，破坏整个晚宴完美高雅的气氛。”

 

　　建国饭店华丽的装饰、鲜美的菜肴、优质的服务以及高水平的管理，博得了诸多驻华使节的高度赞扬。大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对北京城这座新饭店的出现刮目相看。建国饭店一时声名鹊起!

 

　　从1980年签约，到1982年4月28日建国饭店正式开业，两年间，陈宣远从美国飞来中国总共22次。其中有一次不慎跌倒，手臂骨折后仍挂着绷带来谈判。他的坚忍不拔的爱国心和对发展祖国旅游事业的一片痴情令人感动。

 

　　建国饭店开业一周年庆典时，庄炎林把陈宣远和侯锡九拉到廖承志面前，说：“廖公，这回你得和我一起做个证：建国饭店谈判签字开工后，我就把饭店交给北京市旅游局继续干，可饭店建成开业时，锡九同志对我说，搞这个项目北京最吃亏了，第一年至少亏损100万元。当时正巧陈先生也在场，陈先生让他放心，肯定赚钱，第一年至少赚100万元。我当时就说，你们两家打个赌，我作公证人，待营业一年后做个总结，谁输了谁请客!他们两个都答应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现在谁输谁赢呀?”廖承志明知故问，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

 

　　“哎，廖公，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是我输了。以我过去的经验，我单知道搞旅游饭店是只赔不赚的，哪晓得情况变化了。建国饭店头一年就赚了150多万元，真是大大出乎意料啊!”侯锡九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这个赌我认账，我输了!今晚我们请客”。庄炎林风趣地说：“你输得好，真值得!请5桌饭，赚150多万!要是你赢了，那就不妙啊!”

 

　　侯锡九兑现承诺，办了5桌酒席，庆祝建国饭店开业一周年。那一晚，庄炎林特别高兴，和廖承志、陈宣远等人痛痛快快地干了好几杯。

 

　　建国饭店的经营利润一年年往上翻。第二年赚400多万元，第三年赚800多万元，第四年赚了1500多万元。仅仅用4年时间，就连本带息还清了汇丰银行的全部贷款2000万美元，而10年后，建国饭店所创下的利税等于赚了七八个饭店!

 

　　建国饭店的成功，直接击破了“阶级立场”说和“卖国主义”论调，以不争的事实印证了当年庄炎林说的“外方能赚钱，我们会赚得更多”的预期，对改革开放事业所带来的政治效应更是难以估量!建国饭店的成功，把北京的旅游业大门打开了，也为全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管理体制和模式。1984年7月24日，国务院发文号召全国学“建国”，将建国饭店的建设模式与管理经验向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大型合资项目长城饭店也克服了重重障碍得以建成。外方合作者、美籍华人沈坚白真诚地说：“饮水思源!当时要不是庄炎林取得邓小平、廖承志的支持，顶住压力，逆流而上，就没有这个合资的长城饭店!”

 

　　如今，整整一条长安街已是今非昔比，一栋栋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与那些张扬个性的商务大楼相比，跻身于中国饭店骄子行列的建国饭店，依旧保持着当年的优雅、闲适与神秘。正如一个作家所描写的那样“建国饭店虽然显得很矮，长长一溜儿，拱形而飞翘的屋檐，一扇扇咖啡色的玻璃窗，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旗子……不知怎么，总觉得建国饭店特别像一艘不知从哪里驶来、又不知要驶向哪里的待航的远洋巨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