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老饭店

 

　　一次到上海博物馆讲座，为了方便，主办方将我的住处安排在距上博不远的金门大酒店，这是南京路上的一座老饭店，据说是建于—九二六年，比它旁边的老上海地标式建筑——国际饭店还要早八年。当然，从外观到内部的装修都显得比国际饭店要陈旧了些。近二十多年上海日新月异，浦东的金懋、静安寺附近的四季和茂名路的新锦江我都去过，金门更是无法望其项背。但它的那种“老味儿”却让我仿佛回到了旧时的上海，有种别样的体验。

 

　　金门的电梯间就保持了那种旧日的铁栅栏式的拉门，或许是昔时的原物，很有点像我在巴黎国际大学城主楼住过的公寓电梯，颇有种亲切感。房间虽经过了多次改装，但还是能看出原来的痕迹，虽陈旧，也还算舒适。从色调上也是以暖色为主，没有新式豪华酒店的明快。从十几层楼上眺望新上海，真有些“不知今夕复何夕”的感觉。我曾见过一张金门的老照片，大概是建成不久拍摄的，它的旁边还没有一九三四年建成的国际饭店，可谓是此前十里洋场的旧地标。这座意大利式的楼房曾是当时上海人人皆知的高尚楼宇，也是名流淑媛精英的荟萃之所。一九五八年金门被改名为“华侨饭店”，是一九九二年才又恢复了原名的。

 

　　在金门和国际饭店分别建成的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四年之间，外滩还建起了华懋饭店，是一九二九年开业的，一九五六年改名为“和平饭店”。这是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建筑，是英籍犹太人沙逊建造的。外表用花岗岩筑成，大门是旋转式的，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旋转门。地面用的是意大利乳白色大理石，尤其是大堂和餐厅的古铜镂花吊灯，豪华而典雅，在当时可谓叹为观止。几乎与它同时开业的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是新沙逊洋行斥资，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建造的，与华懋所不同的是，锦江更多地融入了上世纪二十年代欧美现代建筑的理念。

 

　　年轻的时候，每读左拉和莫泊桑的小说，对他们所描绘的法国城市里的旅馆和饭店总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场景。他们笔下的都市大饭店和小旅馆，或是纸醉金迷般的奢华，或是藏污纳垢般的龌龊，那时还没有超豪华的大酒店，这种档次不同的旅馆饭店于是都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依托。

 

　　天津的老饭店

 

　　曹禺先生的《日出》中许多场景也是发生在大饭店里的，陈白露就是被潘月亭包养在饭店豪华套房的。后来话剧中的好几幕都是以陈白露的套房作为舞台场景的，虽然将陈白露住的客房布置得有些夸张，倒也是合乎剧情的需要。无论是觊觎襄理位置的李石清、可怜的小人物黄省三、看人下菜的茶房王福升，还是顾八奶奶、胡四、金八、张乔治等人，无不在陈白露的客房进进出出。曹禺先生在剧本中虽没有明确地指出是天津的哪一家饭店，但不难看出有很多天津老饭店的影子。

 

　　天津最早的饭店当属开埠后建于一八六O年的环球饭店，也是洋人建造的。三年后，英国传教士开办了一所名叫“泥屋”的饭店，是英国式样而又有印度风情的平房，这就是后来利顺德饭店的前身。直到二十三年后的一八八六年，德国人才在此基础上建造了利顺德大饭店。初建为三层，一九二四年扩建后加到四层。虽然规模没有上海的饭店宏伟，但是设施一应俱全，毫不逊色。据说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电灯、电话、电风扇和电梯都是源于利顺德，和上海差不多。

 

　　利顺德开业后，英、美、日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饭店内，洋务运动时与西方列强的许多条约也都是在饭店里签署的。孙中山曾三次下榻利顺德，北洋政府的总统从袁世凯以降，包括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都在利顺德住过。张学良和赵四***也是利顺德的常客。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时都要包下利顺德的332套房，后来332被称之为“兰芳套房”。据说一九二四年扩建时安装的电梯至今仍能够正常运行，而且噪音很低。

 

　　今天的利顺德也可以说是一家博物馆，那里保存着各种饭店文档、文献和文物，是与近现代史不可分割的见证。

 

　　国民饭店位于天津和平路，是一九二三年开业的。楼前有较宽敞的庭院，虽处闹市，却也能闹中取静。一九三三年吉鸿昌等人成立的“反法西斯大同盟”的联络站就设在国民饭店的38号房间，后来吉鸿昌遇刺被捕都是在这个房间。

 

　　《日出》里潘月亭长期包养陈白露的饭店，一般认为其写作背景是天津的惠中饭店。惠中开业于—九三O年，这家饭店当时的一、二楼是商店，只有三层才是客房，但它那里的***却很出名。所以三楼的客房中外来的旅客并不多，都是天津的买办、富商和下野官僚长期包下来的。潘月亭在惠中给陈白露包房间，也是合乎“大通银行”经理身份的。惠中饭店在滨江道与和平路的交会处，《日出》所描绘的年代正是这个地方兴盛而大兴土木建设之时，所以剧中窗外盖大楼打桩号子的声浪也会不时从外面传进来，更是将其定位为惠中饭店的佐证。

 

　　在滨江道与黑龙江路的交会处还有天津中国大饭店，也是建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是中国人投资的饭店，地处原法租界，也是彼时天津很豪华的饭店了。鲁迅一九二六年八月去厦门执教，从北京先到了天津，在中国大饭店住了一夜，次日才乘津浦路火车南下的。

 

　　北京的老饭店

 

　　北京的六国饭店更是与近现代史不可分割的所在。如果与北京饭店相比，建造的时间差不多。

 

 

　　六国饭店最初是比利时人建造的两层小楼，在御河桥东侧，建于一九O一年，后在一九O三年改建，到了一九O五年由英、法、美、德、日、俄共同投资，才最后建成为豪华型的大饭店，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故名“六国饭店”。再后来的扩建是在一九二五年，也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高了一层。

 

　　六国饭店不仅是北京最著名的饭店，也举世闻名。当时世界上早已有了许多更高等级的大酒店，六国饭店之所以著名，并非是其豪华的程度，而是因与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从中国现代史看，历史的两次大转折都是发生在六国饭店，一次是北伐胜利后的东北易帜。中央政府与奉系的谈判就是在六国饭店举行的，辗转周折，总算达成了协议，和平解决了东北问题，没有使阎锡山、冯玉祥对东北用兵的企图得逞。二是一九四九年北平问题和平解决后，国共之间的和谈于同年四月在六国饭店举行，后来谈判破裂，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悉数留在了北平。这两次的谈判虽是不同的结果，却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拐点。

 

　　六国饭店还有过两次重要的诱捕、刺杀行动，一次是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诱捕同盟会员和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张振武晚饭后从六国饭店大门口走出时被捕，然后被处决。另一次则是在—九三三年，军统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秘密刺杀了即将投靠日本人的湖南督军张敬尧。这是郑介民和陈恭澍抗战前在北平做的一件大事。

 

　　六国饭店的舞厅有两个，一是饭店内部的豪华舞厅，一是在屋顶的露天舞厅，每逢单日对社会开放，可谓是北京最好的交际场合，名流仕女如云。近人的不少笔记、日记中多有提及。饭店餐厅的西餐也是北平最好的西餐，当然，其价格与外面西餐馆相比，也要高出很多。凡法、俄、德、英式的不同风格的西餐在六国饭店都能吃到。

 

　　北京饭店的前身只是个小饭馆。庚子事变那年的冬天，两个法国人在崇文门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个小酒馆，卖些简单的西餐，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于—九O三年在王府井南口以西开了北京饭店，也就是今天北京饭店所在地。开始只是一幢五层楼房，—九O七年被中法实业银行接管，开始了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久，又在西侧盖了一座七层的法式楼房。北京比不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这座楼房在当时已经是北京城里的最高建筑了。我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东城区政协多次接触过北京饭店旧时的中方经理邵宝元老先生，那时他已近六十岁了。他知道北京饭店创建的全部过程，和最初的两个法国人以及后来中法实业银行都有许多的交往，彼时他也不过是二十岁出头，应该说是北京饭店创建与发展过程的见证人。每次经过北京饭店，他都会指给我看哪幢楼是哪年初创的，哪年重新改建的，可惜彼时我太小，都已记不清了。

 

　　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的侍应生多为男性，有意思的是，饭店虽极西化现代，而这些侍应生却是穿着长衫，外加一件大坎肩的打扮，这也是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的特殊标志。

 

　　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一样，既是出名的大饭店，也是近现代历史政治的舞台，曾留下了多少历史人物的足迹。说到老饭店当时的价格，北京、上海、天津虽有不同，但所差不太悬殊。以北京饭店为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间大约是银元(或法币，在这期间，理论上法币与银元是等值的)单人客房十五元，双人房二十二元，带客厅的套房是三十五元，并含一日三餐和下午茶点。当时的二十二元是什么概念?大约是一个小学教员—个月的工资，也是一个中学教员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左右。北京饭店东楼的房价低一些，单人间也要十元左右。由此可见这些饭店不是—般老百姓所能问津的。天津的房价要低些，鲁迅曾住过的中国饭店里最好的一等房价是四元五角，大概利顺德也不会超过十二元。

 

　　北京在民国时期建造的旅馆、饭店，除了紧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和王府井的北京饭店之外，大多集中在前门外地区，那些饭店旅馆谈不上多么现代和豪华，但也是靠近商业区，尤其与东、西火车站(京奉铁路和京汉铁路)相邻，更是方便。从一九一八年开始，南城香厂路一带陆续建了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饭店业也就发达了起来。香厂路附近的东方饭店创建于一九一八年，虽然无法和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相比，却也算是当时北京较为讲究的饭店了，后来又在一九四O年建成了远东饭店。